文/王百佑
150年前的國際風暴：牡丹社事件的起源
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，是東亞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一場軍事衝突。這場戰爭不僅牽動中國、日本、美國與英國等列強勢力，更是台灣原住民首次躍上國際視野。
當時，琉球仍未完全納入日本版圖，處於中國與日本的勢力邊界。1871年，一艘來自琉球宮古島的船隻遭遇暴風，漂流至台灣東南部的八瑤灣（今屏東滿州鄉港仔、九棚一帶）。當地排灣族高士佛社族人因擔憂外來者帶來威脅，襲擊了這批琉球船員，導致54人死亡。
這起事件成為日本出兵台灣的藉口，日本政府利用這個機會試探清政府的態度，最終決定以「保護琉球船民」為由，派遣軍隊進攻台灣原住民部落。這場戰役不僅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首次海外軍事行動，更成為其未來軍國主義發展的試金石。
日軍入侵與排灣族的抵抗
1874年5月，日本政府派遣大隈重信擔任台灣蕃地事務局長官，西鄉從道率領3,600名日軍自長崎出發，於射藔庄（今屏東恆春）登陸。日軍沿著四重溪北上，經過雙頭山地險（今牡丹鄉入口石門村），在這裡遭遇排灣族人的激烈抵抗。
訪談排灣族古英勇長老時，他特過口述傳承描述了當年戰役的場景：「我們的祖先很清楚，雙頭山的地形險要，當敵人進攻時，我們可以利用地勢優勢來抵擋他們。我們的小孩熟悉山路，他們負責將食物、武器運送到前線，確保戰士們能夠堅持作戰。」
然而，日軍聽取當地漢人的建議，採取兵分三路的戰術，從里龍山、四林格山與車城方向夾擊排灣族部落。當雙頭山的天然防線被攻破後，日軍開始進一步攻擊原住民聚落，燒毀房屋、姦殺婦孺，使得排灣族人遭遇毀滅性打擊，許多族人被迫逃亡或隱居深山。
牡丹社戰爭的結局：清政府的妥協與日本的勝利
日軍在牡丹社戰役後駐紮當地，清政府意識到台灣的戰略價值，派遣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來台籌辦防務。最終，中日雙方於1874年10月31日簽署《北京專條》，清政府賠償日本50萬兩白銀，以換取日軍撤兵。
這筆賠款等同於日本政府當時一年軍費的六分之一，成為日本發展軍事的經濟基礎，也促使清政府開啟「開山撫番」政策，強化對台灣的治理。
封口令的智慧：阿祿古的傳承
在這場戰爭後，排灣族人為了保護部落領袖，訂定了一項特殊的「封口令」，以確保真正的頭目身份不被敵人識破。
古英勇長老解釋道：「當時日本人我們的祖先決定，每個部落的長老之長子都要命名為阿祿古（Aruqu）。這樣，敵人就無法確認真正的領袖，避免族群再次遭到滅族式的攻擊。」
古英勇長老解釋道：牡丹社事件對排灣族造成極大的傷害，當時日本人一直要找大頭目阿祿古（Aruqu），為了保護大頭目，族人訂定了「封口令」，規定18個部落的每位長老之長子皆命名為「阿祿古」（Aruqu），以混淆日本，使其無法辨識真正的領袖，進而保全族群的核心人物。這項命名規則在排灣族18個部落中廣泛實行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傳承。
歷史記憶與紀念碑爭議
牡丹社事件後，日本在當地建立西鄉從道紀念碑，以彰顯其軍事勝利。然而，1945年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，首任屏東縣縣長張山鐘將碑文改為「澄清海宇 還我河山」，試圖將其塑造成中國政府收復台灣的象徵。
古英勇長老對此表示不滿：「這座紀念碑原本記錄的是我們祖先與日本軍的戰役，卻被國民政府改寫，掩蓋了排灣族人的英勇事蹟。我們的歷史不應該被抹滅！」他強調，「牡丹社事件不只是台灣史的一部分，更是一場國際事件」，應該讓原住民的抗爭歷史得到正視，而不是被政權輪替的敘事所模糊。
牡丹社事件不僅影響了清政府對台灣的政策，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起點。然而，在這場歷史洪流中，排灣族的抗爭卻被長期忽視，甚至被改寫。
透過古英勇長老的口述歷史，我們得以窺見排灣族的智慧與韌性。封口令的「阿祿古」傳統，不只是生存策略，更是對族群文化的堅守。
今日，我們應重新審視這段歷史，還原原住民的抗戰事蹟，讓台灣的歷史不再只是單一視角的敘述，而是一個真正屬於這片土地的多元記憶。
「我們的祖先曾經流血抗爭，他們的故事不應該被遺忘。」——古英勇長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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